8月26日，國務院印發《中國（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決定在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等6省區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方案強調，這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新時代推進改革開放的戰略舉措。

從2013年8月首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再到此次批復的6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目前，我國已累計批復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繼上海自貿區掛牌后，2015年4月，廣東、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貿區獲批；2017年3月，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第三批自貿區獲批；2018年9月，海南自貿區獲批；本次，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作為新設自貿試驗區獲批。自貿區增多，說明前期自貿區改革實驗獲得成功，也意味著我國改革開放迎來新高度，山東發展步入新時期。

一，自貿區，新高度

在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上，通過設“區”，摸著石頭過河，最終達到以“點”帶“面”的目的，一直是一條穩妥的路徑。

從政府來說，各地設置有各種“開發區”；以國境為限，以海關內外為界，設有“保稅區”和“綜合保稅區”，還有“出口加工區”；今天的“自貿區”是一個新鮮事物。

不同的“區”，含義不同。“開發區”，包括國家級開發區和地方自行設立的開發區。在開發區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各級政府制定有不同的優惠政策。

“保稅區”處于“境內關內”。國外原材料進入保稅區內生產加工，完成之后再次運送到國外，不用繳稅；但商品進到國內，需要過關，則需要繳稅。如果是國內原材料由保稅區以外的區域進入保稅區，進行生產加工，然后出口商品到國外，可以享受出口退稅，即過關先要交稅，商品出口后可以退稅。

“綜合保稅區”仍然處于“境內關內”。“綜合保稅區”是在享受“保稅區”種種便利的基礎上，增加了一項“特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貨物交易不征增值稅和消費稅。

“出口加工區”處于“境內關外”，政策比“保稅區”更開放。出口加工區的規則是，凡在出口加工區投資建廠的企業從國外進口和生產設備、原料、燃料、零件、元件及半成品的，一律免征進口稅；生產的產品出口時一律免征出口關稅。

“自貿區”屬于“境內關外”，在所有“區”中，政策和規則最優惠。從國際國內情況來看，“自貿區”和“保稅區”的區別是：

1，保稅區進口貨物賣到國內要交稅，出口貨物只有在出境的情況下才能免稅；而自貿區不管進口還是出口，都是免稅的。

2，保稅區的貨物存儲有時間限定，一般為2－5年；而在自由貿易區內，貨物存儲期限不受限制。

3，保稅區內的貨物是“暫不征稅”，對貨物采用賬冊管理方式；而在自由貿易區，主要考慮貨暢其流為基本條件，多數自由貿易區采取門崗管理方式，運作手續更為簡化，交易成本更低。

4，保稅區在海關的特殊監管范圍內，貨物入區前須在海關登記，保稅區貨物進出境內、境外或區內流動有不同的稅收限制；而自由貿易區是在海關轄區以外的、無貿易限制的關稅豁免地區。

5，保稅區的功能相對單一，主要是起中轉存放的作用，對周邊經濟帶動作用有限；而自由貿易區一般是物流集散中心，大進大出，加工貿易比較發達，對周邊地區具有強大的輻射作用，能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從國際國內情況來看，“自貿區”和“出口加工區”的相同之處是同屬于“境內關外”，但“權益”比“出口加工區”又“更上一層樓”：自貿區不管進口還是出口，都是免稅的。出口加工區出口商品，因為不用過關，所以不交稅；但出口加工區的商品進到國內，則需要交稅，因為這視同進口。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看出，“自貿區”是目前國際國內最優惠的發展區域，“自貿區”關稅水平低、政府干預少，最大的特點就是貿易自由化。

二，自貿區設立，山東將在哪幾個方面發生重大變化

《總體方案》提出了各有側重的差別化改革試點任務，山東自貿試驗區提出了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加快發展海洋特色產業和探索中日韓三國地方經濟合作等方面的具體舉措。大眾日報·新銳大眾記者觀察認為，山東設立自貿區可以產生“一石三鳥”之效。

1，對內改革的“提振劑”

7月4日，山東省人民政府網站發布題為《究竟該向南方學什么？——濰坊市委書記南方考察歸來的“發展之問”》的文章，選摘了濰坊市委書記惠新安南方考察歸來的講話，其中一句話是“政府對民營企業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預”。這句話說的是“政府管理越位”的問題。

政府職能管理，一般有三種情況：不到位、越位、到位。“不到位”就是懶政，該管的不管；越位，就是管過了頭，而過猶不及；到位，就是恰到好處，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顯然，“不到位”和“越位”都不好，政府管理“到位”最佳。

現實中，“越位”管理的情況比較多，這也就是惠新安發出“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預”感言的背景所在。而“自貿區”的管理，正是以“政府干預少”為重要特征，有很大的改革探索權，在管理上擁有很大自主權，而且在稅收優惠、放管服改革、外資準人、金融開放和負面清單管理方面有一定特權。

以上海為例。2013年上海自貿區建立后，在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方面實施多項改革措施，大力推動了上海市轉口、離岸業務的發展。其中，上海國際貿易的“單一窗口”改革最具典型意義，企業申報數據項在船舶申報環節縮減65%，在貨物申報環節縮減24%。先入區、后申報，批次進出、集中申報，“十檢十放”等監管制度創新落地實施，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口岸監管服務模式。上海自貿試驗區還開展了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先照后證”、貨物狀態分類監管、自由貿易賬戶、宏觀審慎的金融綜合監管制度、“證照分離”、分類綜合執法等一系列重大基礎性改革，其制度創新，激發了市場創新活力和經濟發展動力。

上海的經驗對各地都有啟迪。本次，方案要求山東“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深入推進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這就需要管理上的改革“到位”。設立自貿區可以起到改革“提振劑”的作用，有助于各地探索出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模式，提高管理效率。

2，對外開放的“催化劑”

六個地方的自貿區設立之際，正是中美貿易摩擦加大、國際貿易壁壘增強的時刻。增加設立自貿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中國自信的象征，“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不動搖。

自貿區的特點就是低關稅甚至零關稅，完全自由貿易，讓貿易便利化，這就大大減少進出口的成本，化解了種種貿易壁壘。總體方案要求“探索三國（中日韓）地方經濟合作、推進區域合作交流便利化”，這一點特別引人注目。

東亞自貿區自2002年提出構想，2012年正式啟動談判以來，17年來進展不大。東亞自貿區一旦成立，是15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接近21萬億美元，占全球GDP20%的經濟區域，相當于又一個歐盟的經濟總量。山東臨近日韓，經濟互補性強，加強與日韓的經濟來往，對山東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5月，中日韓三國在第七次三國領導人會議中達成共識，要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引領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但三國合作，每每遇到阻力，最近則是日韓鬧得不可開交。本次自貿區總體方案，要求探索“地方經濟合作”，推進區域合作交流，則指明了合作新路徑。“地方經濟合作”，意味著中日韓之間的合作可以先實現省際甚至縣級層面合作，這方面山東和日韓省、縣合作有很多先行經驗，這方面的合作交流一旦擴大，可以巧妙化解三國合作發展上的僵局，對東北亞區域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3，中心城市發展的“強化劑”

2018年1月初，國務院以國函1號批復了《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方案》要求加快提升濟南、青島、煙臺核心地位，形成三核引領、區域融合互動的新舊動能轉換總體格局。

本次總體方案提到，中國（山東）自貿試驗區的實施范圍119.98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濟南片區37.99平方公里，青島片區52平方公里（含青島前灣保稅港區9.12平方公里、青島西海岸綜合保稅區2.01平方公里），煙臺片區29.99平方公里（含煙臺保稅港區區塊二2.26平方公里）。

觀察可以發現，“新舊動能轉換”和“自貿區”兩大戰略，在濟南青島煙臺“三地”形成了“重疊”，這適應了山東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對山東發展十分有益。長期以來，山東面臨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不強的問題，兩大戰略“重疊”直指不足，可謂對癥下藥。

自貿區因為“關稅水平低、干預少，自由貿易”等優勢，能夠吸引眾多企業到自貿區集聚，非常有利于中心城市迅速做大做強。以上海為例，自貿區設立第一年，投資企業累計起來就有2.2萬家以上，境外投資有160多個項目，存款余額更是多達48.9億元；設立5年來，上海自貿試驗區新注冊企業5.4萬家，月均注冊企業數量是掛牌前的5倍，新注冊企業活躍度超過80%。新設企業中，新設外商投資企業近9900家，占比已從掛牌初期的5%上升到目前的近20%。這就是自貿區的魅力。

根據本次國函總體方案，濟南將“建設全國重要的區域性經濟中心、物流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青島將“打造東北亞國際航運樞紐、東部沿海重要的創新中心、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中國沿海重要中心城市”，煙臺片區將“打造中韓貿易和投資合作先行區、海洋智能制造基地、國家科技成果和國際技術轉移轉化示范區”。毋庸置疑，在自貿區有利的政策引導之下，濟南青島煙臺“三核“有望迎來發展最好的歷史時期。